美國與聯合國之間的關繫是特殊的。作為聯合國的一個主要創始國，作為聯合國總部所在地，作為聯合國經費的最大提供者，作為大國中的超級大國，美國在聯合國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別國無法相比的。然而，在這個頗具“色彩”的組織裡，由於不能完全隨心所欲地行事，美國的承諾常常極其有限。50年來，美國時而積極參與，時而消極觀望；時而充滿希望，時而卻又極度失望。復雜的歷史原因和現實原因造成了美國對聯合國熱不了亦冷不得的關繫模式。對美國來說，這種已維持半個世紀之久的兩難局面也許還需長期保持下去，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美國的世界主義抱負少不了聯合國的世界主義體制。

美國世界主義的發展與聯合國的建立

世界主義在美國的確立，有一個歷史過程。與歐洲列強相比，美國較晚纔參與建立世界體繫的活動。聯合國的建立，對美國來說是一個重要的裡程碑，它標志著美國從孤立主義走向世界主義或國際主義過程的完成。

立國之初，美國奉行的國策是不與歐洲發生關繫。1796年華盛頓的告別詞確立了美國人長期堅持的一個傳統，即後來人們所說的孤立主義。華盛頓的主導思想是把美國事務與歐洲事務截然分開，認為歐洲的一套基本利益對美國人民毫無或甚少關繫。以後，隨著美國利益範圍的擴大，這種傳統的內含也漸漸發生著變化。1823年門羅提出門羅主義，就發展了這種傳統。它不再單純強調美國，而是強調要把整個美洲同歐洲事務分隔開。門羅主義的提出，標志著美國外交態勢向世界主義的演變和大規模擴張的開始。在隨後的幾十年間，美國把版圖從大西洋擴大到了太平洋，並加緊向海外擴張，一直把勢力範圍擴展到了亞洲。隨著地緣政治範圍的擴張，美國國家利益的概念也大大擴張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使美國第一次卷入了歐洲事務。對威爾遜來說，美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是美國走向世界主義的轉機。戰爭使歐洲列強元氣大傷，而美國則在戰後成了舉足輕重的世界強國。這種情況促使美國的一些精英人物開始從世界格局出發考慮美國長遠的國家安全利益。威爾遜倡議籌建國聯，就是實行世界主義原則的一種嘗試。威爾遜所倡導的精神和機構，最根本的東西是集體安全原則。按照這個原則，所有成員國將共同行動，反對破壞和平的國家，對其實施經濟制裁，必要時則實行軍事制裁。威爾遜的打算，一方面是想通過確立集體安全原則維護世界和平，並進而維護美國的全球利益；另一方面亦想通過建立國聯構架美國走向歐洲和世界的橋梁。威爾遜敏銳地意識到，如果美國不能通過它的領導和參與來建立一個足以實施和平的聯盟，美國就必須?制定一項龐大的軍備計劃來保衛國家利益，不這樣做，世界就將面臨另一場比第一次世界大戰更可怕的戰爭。

威爾遜的理想深刻地影響了歐洲，然而卻未能征服美國。究其原因，固然有黨派鬥爭的影響，但從根本上來說則是因為當時美國朝野孤立主義勢力仍占上風。魯爾•巴特利特認為，“國聯之所以失敗是由於美國和其他國家領導的駭人的局限性，這種局限性?達到了人類歷史上空前的程度”。就美國的意識形態而言，世界主義完全取代孤立主義的時機尚未成熟，美國人還未做好承擔世界領導責任的準備。不過，這次失敗的嘗?試畢竟為後來聯合國的誕生準備了條件。

第二次世界大戰再次賦予美國歷史的契機。戰爭使得羅斯福能夠推動美國朝野從全球的角度來考慮美國的利益和安全。1939年1月31日，羅斯福指出，希特勒妄圖?稱霸歐洲，一旦他得逞，美國的和平與安全就瀕臨危險。他說：“如果萊因河邊界遭到威脅，世界的其他部分也會遭到威脅，一旦這一帶邊界落入希特勒之手，德國的行動將無法抵擋。”1941年1月6日他在致國會的咨文中指出：“我們國家和我們民?主政治的前途和安全，已經和遠離我們國境發生的許多事件，不可抗拒地牽連在一起。”“以武力保衛民主生存的戰爭，現正在四大洲英勇地進行。倘若這場保衛戰失敗，所有在歐洲、亞洲、非洲和澳洲的人口和一切資源，將為征奪者控制。”他要求國會根據租借法案，為反侵略國家提供武器裝備。珍珠港事件之後，他領導美國正式加入了反法西斯戰爭。

在戰爭之初，羅斯福就開始了建立戰後國際體繫的構想。1941年8月14日，羅斯福與丘吉爾在共同簽署的聯合宣言(即《大西洋憲章》)中提出了這樣的設想：消?納粹後，建立一種“廣泛而永久的普遍安全制度”，使世界各國人民都能在其疆土之內安居樂業，享有自由的生活。所謂“廣泛而永久的普遍安全制度”，實際上是“國際組織”的一個代用語。鋻於歷史教訓，他當時還不能明確提出建立國際組織的主張。

1943年下半年，二戰發生了有利於盟國的戰略性轉折。羅斯福開始具體構想戰後世界格局。他認為，戰後維護和平，防止侵略，有賴於大國之間的合作。他提出以美、英、蘇、中為中心建立國際和平組織。他把這種大國作用稱為“國際警察作用”。1943年11月29日在德黑蘭會議上，羅斯福向斯大林提出了“四個警察”的設想。他主張建立三個機構：一是由四國組成的警察委員會，二是研究除軍事問題外的所有問題的執行委員會，三是一個總的機構，在這個機構中每個國家都能夠講出它們想講的話，小國也能表示自己的意見。戰爭期間，羅斯福的許多外交活動是針對這三個目標：一個在戰後能有力地維護和平的機構，一個友好的蘇聯，一個和平的中國。

羅斯福之所以渴望建立一個具有保衛和平能力的新的世界聯盟，是因為他相信這個聯盟是美國持久參與國際事務的必不可少的工具。按照他的設想，戰後世界事務將在大?國控制的體制下解決，而每一個大國對其勢力範圍都負有特別的責任，為協調它們之間的關繫，就需要某種具有世界意義的組織。建立聯合國可使美國在戰後滿意地做出理想?的全球性安排，而聯合國的托管制度可使美國方便地取得海外軍事屬地。

聯合國的建立，應該說是美、蘇、英、中四國共同努力的結果。但是，美國在其中?顯然起了主導作用。早在1940年4月，美國國務院官員就傳閱著概述集體安全和經濟發展機構的選擇性文件。在1944年8月的敦巴頓橡樹園會議上，隻有美國提出了詳細的建議。蘇聯和英國隻提出了以非常一般術語表述的若干思想。最終占上風的是美?國的觀點。"聯合國"這個名稱亦是美國提出的。

美國積極推動建立聯合國的活動，反映了二戰期間美國實力地位的上升和對全球性安全利益的追求。戰爭大大改變了強國的力量對比。戰前得到公認的六大強國，即德國、法國、英國、日本、美國和蘇聯，在戰後隻有美國和蘇聯保住了這種地位。對比在戰爭?中受到嚴重創傷的蘇聯，美國實際上成了獨一無二的世界強國。它再也不是那個居於西?半球的孤立主義國家了。在歐洲，美軍進駐了意大利、法國和西德；在亞太，美國奪回?了菲律賓，占領了日本和太平洋的許多具有戰略意義的島嶼。太平洋在某種意義上成了"美國的湖泊"，大西洋和地中海也成了美國海軍隨意遊弋的地方。再加作為美國後院?的拉丁美洲，美國此時的利益幾乎遍及到世界各地。這種情況使得它不可能不追求世界主義的外交態勢。它固然希望通過維護世界和平來維護美國的利益，但更希望在這個過程中成為無可爭議的世界的領導者。

羅斯福的世界主義，到底是為了“人類的根本自由”，還是想通過重構世界秩序為實行霸權政治做準備恐怕兩者都有。按照古德溫的說法，聯合國安全體繫的建立體現了羅斯福的霍布斯主義概念，即由負有維持世界和平使命的三個主要戰勝國，即美國、蘇聯和英國，組成一個使世界保持敬畏的"新立維坦"。其實，聯合國的建立，既標志著?美國從孤立主義走向世界主義的完成，亦標志著它在全球範圍走向霸權主義的開始。

理想與現實

聯合國建立之初，美國上上下下充滿了理想主義的樂觀情緒。杜魯門總統在舊金山會議開幕之際強調，會議的宗旨是建立這樣一個機構，它不是可能而是肯定會造就未來的和平。國務卿斯退丁紐斯認為，該組織“這次真的會被授與維持和平的權力和意願”。後來成為美國駐聯合國首席代表的參議員奧斯汀，歡呼聯合國得到了支配全球各民族普遍幸福的管轄權。當時許多美國人相信，他們正在創造的是一個?似有魔力的機構，這個得到授權的機構有能力給真正相信並信賴它的人們帶來更好的生活。按照《費城調查者》的觀點,聯合國憲章確立了“歷史上最強有力的防止戰爭的機構”。更為樂觀的人甚至把它稱為“黑夜中的一顆明星”，“一座閃光的燈塔”。

最初，美國人相信聯合國是世界舞臺上的一個重要的、獨立的行為者，而不單是一個服務於外交談判的場所。在這個新的集體安全體繫中，美國有重大的利害關繫。弗蘭克指出，美國人所以持這種態度，可歸因於一定程度的民主利他主義、天賦樂觀主義，也許還應歸因於這樣的事實，即美國最初控制著的這個體繫。許多美國人認為，這個組織是美國領導世界事務的一種很好的組織形式。來自新澤西州的參議員史密斯說：“我支持國際事務中的這種新政策，因為絕望、混亂的世界正亟待美國積極的、建設性的、動態的領導。”當戰爭結束的時候，他指出，美國參與這個新組織之所以對世界意義重大，是因為“聯合國的人民 正期待著我們去領導。”參議員哈特1945年6月25日說，美國將成為“這個國際組織中的至關重要的齒輪”。

不少美國人是以美國方式來看待聯合國。參議員希爾認為，聯合國將像美國國會一樣起作用。但是，像國會議員一樣，成員國將會滿意地了解到，它們可能在某些決定上失敗而在另?外一些決定上勝利，而無論勝利還是失敗，聯合國本身的穩定對每一個國家來說都是最可寶貴的東西。或多或少，美國人確信這個國際機構能夠改造它的成員。

聯合國所確立的體制，是一種大國統治體制。實際上，羅斯福建立聯合國的初衷，就是想通過大國的團結來維護世界和平。聯合國有關安理會和否決權的制度，就是實現這種大國政治的保證。摩根索直率地指出了聯合國的這種特點。他認為聯合國是一個大國的國際政府，它的章程與神聖同盟相似，它的偽裝類似於國聯。他把安理會比作神聖同盟，而把常任理事國比作神聖同盟中的神聖同盟。

聯合國所確立的大國統治體制，其前提是一致，也就是說，隻有在五大國一致的情況下，它纔可以統治世界，而如果不一致，則這種統治就根本不存在。也許羅斯福設想美蘇在聯合國中可以像戰爭時期那樣攜手合作，但事實上這種合作很快就不復存在了。羅斯福逝世之後，杜魯門的政治傾向強化了兩者間的矛盾。進入冷戰之後，這兩者更成了針鋒相對的敵手。

在聯合國初創時期，美國顯然是處於支配性地位。在51個創始國中，蘇聯集團隻占6個，美國在聯合國大會和安理會都可以輕而易舉地獲得多數。本來，按照羅斯福的設想，安理會應成為世界領導機關，但由於處於少數地位的蘇聯不斷行使否決權，安理會實際上處於一種癱瘓狀態。據統計，1945年到1965年，蘇聯在安理會共行使過105次否決權，而美國則一次也未用過。這種情況也間接地反映了兩者的力量對比。

為了避開蘇聯的否決，美國不得不把注意力轉向聯合國大會，將一些涉及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原本應由安理會討論的問題提交聯大討論。1947年在第二屆聯大上，美國操縱成立了由全體會員國組成的“臨時委員會”，規定可以在例行年會之間舉行會議討?論包括國際和平與安全在內的各種問題。1950年在美國的動議下，聯大通過了一個為和平而聯合行動的決議案，規定世界上出現威脅或破壞和平的行為時，如果安理會由?於缺乏一致而無法采取行動，那麼聯大在多數成員國的要求下，在24小時之內可以召開緊急會議，討論采取措施，包括動用武力。這個決議使美國可以繞過安理會，直接通過聯大采取行動。

美國在聯合國大會的主導地位大概一直持續到60年代初。有人稱這段時間的聯大為美國的“表決機器”。進入60年代以後，美國的主導地位就日益下降。這中間的主要原因是第三世界的興起。其實，早在聯合國成立初年，阿根廷、巴西、緬甸、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亞和墨西哥等國，在政策上就構成了一個介於美蘇之間的“第三世”，它們所表明的利益既不同於美國，亦不同於蘇聯。以後，隨著非殖民化進程，隨著英國、法國、比利時等殖民帝國的衰落，聯合國又陸續出現了大批新獨立的“第三世界”國家。到1965年，聯合國的會員國已達到了118個，其中第三世界國家接近90個。它們之中多數國家沒有追隨美國領導的意願，在很多問題上往往反對美國的立場。第三世界國家的增多，使得它們日益成為聯合國大會上的決定性力量，而美國則漸漸失去了它的多數控制權。隨著聯合國的日益擴大，其中逐漸形成的集團化政治，對美國的地位亦有重大的影?響。這種集團化行為，往往對投票起決定性作用。弗蘭克分析過1984年聯合國中的?集團化狀況，其中有發展中國家集團(120個國家)、不結盟運動(99個國家)、非洲集團(50個國家)、伊斯蘭會議(41個國家)、亞洲集團(39個國家)、拉丁美洲集團(33個國家)、西歐及其他國家集團(22個國家)、東歐集團(11個國家)、阿拉伯國家集團(21個國家)、東南亞國家聯盟(6個國家)、歐共體(10個國家)等。其中有些集團時常采取非常一致的行動。在一定意義上，美國(還有以色列)可以說是聯合國僅有的不屬於任何集團的國家。這種情況使得美國不能指望爭得集團投票的自動支持，也不可能作為掮客在某些問題上進行選票交易。在某些既符合美?國利益亦符合個別國家利益的問題上，美國的勸導也往往徒勞無益，因為這些國家往往須服從其集團的政策。[〔13〕]當然，美國一貫堅持的一些政策，諸如它的中東政策、南部非洲政策、美洲政策等，因與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的意願相反，也造成了它在聯合國表決中的孤立。

70年代80年代是美國在聯合國最不得意的時候。在聯大，美國多數情況是處於少數，有時甚至處於完全的孤立地位，沒有明顯的盟友。以1980年為例。該年聯大共通過157個決議，美國隻有24次是居於得勝的一方。有19個決議案，唯有美國投了反對票。還有8個決議案，隻有以色列同美國在一起。這些決議並非都是不重要的或關繫不大的。這種1︰4的勝負之比，確認了許多美國人的這一看法，即聯合國是貫徹美國外交政策的一個冷淡和充滿敵意的場所。

美國在聯合國的處境，造成了美國朝野對聯合國的失望。美國對聯合國貢獻最大，但到頭來卻是出錢買罵。失望之餘，美國人對聯合國的態度日益冷淡。?在80年代，華盛頓的傾向是把聯合國看作捕蠅草，認為接近它必須小心，也許最好是?敬而遠之。國務院的流行觀點是：在聯合國美國應當盡可能少地提創議，因為從那裡是不可能指望得到好處的。當然，也有人認為情況並非全然沒有希望，認為美國隻要選擇適當的問題，進行充分的外交努力，還是可以有所作為的。

冷戰後的抉擇

在整個冷戰時期，盡管聯合國為解決各種國際問題做了不少事情，諸如緩和國際衝?突，制定國際規範，推動非殖民化進程，為各成員國提供平等發言的講壇等，但總的來看，沒有發揮人們預期的作用。在整個國際事務中，起主導作用的是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對峙和爭霸。在這個大背景下，聯合國基本上失去了解決重大國際問題的能力。作為兩霸的一個鬥爭場所，它往往成為被利用的工具。

8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國際形勢的相對緩和，大國，特別是美蘇兩國，在聯合國中不再處處對立了，安理會也因而獲得了一直夢想得到的行動機會。冷戰結束之後，隨?著世界格局的改變，聯合國再一次顯示了它的活力，突出標志就是對世界各地區衝突干預的增強。通過安理會，聯合國干預了發生在尼加拉瓜、薩爾瓦多、安哥拉、莫桑比克、柬埔寨、索馬裡、波黑、盧旺達、海地等國家和地區的衝突，其中最為突出的是針對伊拉克吞並科威特而采取的行動。這次堅決而果斷的干預，是聯合國重新登上世界政治中心舞臺的轉折點，也是美國與聯合國關繫的轉折點。

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出重兵入侵科威特，六天後宣布吞並這個主權國家，引發了舉世矚目的海灣危機。對此，聯合國作出了迅速的反應。安理會接連作出決議，要求伊拉克立即無條件撤軍，呼吁同科威特合作的會員國采取堅決的制裁措施，並通過第678號決議授權有關國家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維護並執行安理會的所有決議，恢復該地區的國際和平與安全。聯合國的這些決議完全符合美國的利益。以美國為首的多國部隊采取堅決的戰爭措施解放了科威特，隨後對伊拉克實施了嚴厲的制裁。

美國作為聯合國成員國行事，最欣賞的就是這種"得到認可的行動"。本來，聯合國采取軍事行動，應是成員國向安理會提供武裝部隊，由安理會"采取必要之空海陸軍行動"。海灣戰爭中所出現的這種軍事行動模式，雖然得到了聯合國的授權，但卻是聯合國無法加以指揮和控制的行動。在這種行動中，美國完全可以不受制約地行事。以後美國在索馬裡和海地的行動，大體上亦屬這種模式。

在冷戰結束後的新時期，美國與聯合國有了某種新的關繫。這種新關繫突出表現為美國與聯合國在干涉主義，特別是人道主義干涉問題上，有了較多的共同點。羅斯維爾在一篇論述國際組織的文章中指出，個別成員國對於一個組織的支持，從根本上來說取決於該組織對其國家利益服務的程度。聯合國近年與過去相比更願意采取行動，更願意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它頻繁派出維和部隊，干預了許多屬國家內部的衝突。從美國方面來說，它也比過去更願意參加打著聯合國旗號的干涉主義行動。事實表明，聯合國需要美國的支持，美國亦需要聯合國的支持。所以，這種關繫說到底還是一種利益關繫。

美國在新時期之所以需要聯合國，是要利用聯合國體制來確保自己的世界領導地位。冷戰時期，美國清楚地知道自己是西方的領袖而不是全世界的領袖。冷戰結束後，美國把確保其世界領導地位作為本世紀外交戰略的首要目標。所謂“克林頓主義”，最重要的內容就是美國必須在全球發揮領導作用，並且要以所謂的擴展戰略，把原本限於對西方的領導權擴展到全世界。這種戰略思想，使得美國不得不進一步加強同聯合國的聯繫，不得不利用聯合國的世界主義體制和干涉主義態勢，不得不以各種方式爭取在聯合國的主導作用。

美國之所以需要聯合國，同世界格局的變化也是分不開的。盡管冷戰的結束使美國成了唯一剩下來的超級大國，但美國的世界經濟地位卻相對下降了。幾十年的軍事對抗使美國亦元氣大傷。也許冷戰並沒有勝利者。兩極體制結束之後，世界格局並沒有形成美國一極，而是日趨多極化，這亦制約了美國的全球領導戰略。在這種情況下，力不從心的美國不得不采取更有選擇的辦法，不得不采取多邊主義，更多地借助於盟國和國際?組織。

羅斯維爾指出，在本質上，世界上的國家不論大國還是小國，都把國際組織看作是工具，通過這種工具，它們能發展它們各自國家利益的某些方面。在所有領域，國家都表明它們更願意使組織負擔職能和責任，而不是授與它們權力。對美國來說，它更願意利用聯合國而不是受聯合國約束。其實，任何國家在處理與聯合國的關繫時，都?存在利益問題，它們都會把本國利益放在首位。克林頓總統1994年9月26日在聯大會議上發言時指出：“作為美國總統，我的首要任務是對我國公民負責。當我們國家的安全利益受到威脅時，如果可能，我們將同其他國一起采取單獨行動；如果可能，我們將采取外交行動；如果必要，我們將動用武力。”美國的利益特點在於它的全球性。從理論上來講，任何國家的具體利益問題，都有可能與美國的利益相關。反過來說，維護任何國家的具體利益，美國都有可能感到自己的利益受到損害。這種情況反映了美國的世界主義特點和霸權主義特點。這種情況也是美國與聯合國難以協調的根本原因之一。

克林頓政府自上臺以後，采取了更加支持聯合國的態度。然而，這種態度近年正日益受到來自各方的批評。有一些人明確地發出了“回來，美國”的呼聲。這種情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孤立主義勢力的抬頭。目前在美國國內，實際上存在著兩種相互對立的思潮。一種是國際主義思潮，一種是孤立主義思潮。當然，這些思潮並不是幾十年前那些思潮的翻版，而是新形勢下的變種。也許它們並不是純粹的國際主義和孤立主義，而隻能稱之為準國際主義和準孤立主義。兩者有明顯的區別，但亦有相通之處。

具有國際主義傾向的人主張加強美國的世界領導作用，增強對聯合國的支持，擴大對聯合國的參與。埃文斯認為，冷戰結束後，美國應比冷戰期間更多地參加維和行動，原因是兩個超級大國對抗的因素不存在了，蘇聯的解體使得世界領導的重擔落在了美國一國的肩上。盡管許多人不喜歡國家擔負這種世界主義責任，但美國最終會發現，在解決世界的某些較大衝突時，它是無法回避主導作用的。也許最重要的?是，世界上的許多暴力衝突，直接威脅美國的利益，而冷戰的結束並沒有結束這些衝突。

對聯合國持支持態度的人往往主張在對外政策上實行多邊主義。加德納認為，在走向21世紀之際，我們將面對一個適意的還是敵意的世界環境，取決於我們是否能通過多邊外交和國際組織來促進美國的國家利益。面對地區衝突和維和問題、世界貿易問題、核安全問題、艾滋病問題、環境問題和不發達問題，面對我們的相對實力的下降，我們需要與別國分擔經濟負擔和政治責任，不但要同歐洲和日本分擔，而且要同發展中國家中的正湧現出來的權力中心分擔。

與此相反，帶有孤立主義傾向的人則認為，安理會不是聯盟、尤其不是大國聯盟或美國單邊外交政策創議的替代者。在主權國家構成的世界體繫中，聯合國不是也不可能?是一個政治行為者，它隻在個別情況下是服務於與美國利益並行不悖之利益的有用工具。他們主張對聯合國持更加審慎的現實主義態度：可利用聯合國時就利用之，不能利用時則自己干。溫羅德認為，聯合國盡管與若干年前相比是一個更好的組織，其作用更具建設性，但組成它的國家畢竟具有不同的哲學和政治體繫以及不同的國家利益。在能夠對這樣的組織加以有效利用之前，不應該給它更大的權威和更多的資源。世界民主國家不應把它們的安全和命運交給它，它們應優先考慮維持它們自己國家的國防能力和諸如北約那樣的關鍵性聯盟。溫羅德對克林頓政府謀求擴大聯合國權威和能力的政策持批評態度，主張考慮維和問題時必須仔細地考慮美國自己的國家利益，要使美國的維和行動與美國的利益相一致。

一些人主張美國應當量力而行。勒菲弗認為，美國作為唯一剩下來的超級大國，面臨著惱人的選擇。的確，美國是富有、強大、有影響力的，但並非全能的。考慮到美國人的良心、利益、資源，我們必須明智地利用我們的力量。應該像亞當斯總統所說的那樣，“我們在任何地方都是自由的朋友，但我們隻是我們自己的看管人。”

撇開聯合國在國際範圍采取單邊或多邊行動，特別是干涉主義行動，具有合法性嗎？這個問題是個頗有爭議的問題。加利認為聯合國作為一個國際行為者，有權在出麻煩的地區實施或維持和平。多年來，威爾遜式的理想主義者，從多數統治的民主原則出發，一直認為多國行為具有內在長處。甚至對聯合國持批評態度的人也承認，得到聯合國授?權的軍隊，具有"國際合法性"，而一般的聯盟或單邊軍事行動則不具有這樣的合法性。但是，勒菲弗卻不同意這樣的觀點。他認為無論是單邊行為，還是聯盟行為或聯合國行為，都須服從於同樣的傳統的正義戰爭準則。國際行為並不比單邊行為享有更特別的道德地位。他認為追求多邊行動的合法性，不過是想得到一塊聯合國的遮羞布。勒菲弗認為，在絕大多數情況下，美國應單獨或與親密盟友行動。有少數危機，美國轉向安理會也許是明智的。倘若美國利益與一場危機明確有關，那麼不管在哪裡，隻要美國有必要的軍事資源和公眾的支持，美國就應該行動。有時美國應同那些具有相同利益的盟友一道行動。在極個別事例中，如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美國纔應該通過安理會謀求其他國家的支持。

從現階段的情況看，美國對聯合國的政策將不斷受到這兩種思潮的影響。美國恐怕既不會放棄聯合國，也不會對聯合國有更多的承諾。國際主義和孤立主義的矛盾，使美國近期不可能有明確化的聯合國政策定向。盡管克林頓政府曾多次表示支持聯合國的工作，支持建立召之即來而且戰鬥力很強的聯合國維和部隊，表示美國可為此提供12億美元的經費，並呼吁為聯合國未來的50年制定具體計劃，但美國未必會放棄近年來一直奉行的最低綱領主義的對外政策。正如普哈拉所指出的，對於聯合國，“美國仍有許?多良好願望，但美國的行為特征將是保持沉默。”他認為，如果有國家要領導聯合國的改革，那麼這個國家就應該是美國；但看來美國不會這樣去做。

就美國與聯合國的未來關繫而言，確實充滿了不定的東西，但也許我們可以肯定這?幾點，即世界上至今還沒有任何其他國家打算或可能取代美國曾取得過的那種世界領導地位；世界上也沒有任何其他組織能取代聯合國的作用；在美國不可能有任何其他主義能取代世界主義；聯合國派出再多的維和部隊，也不會變成“立維坦”；美國可以放棄許多原先確定的利益目標，但不可能放棄干涉主義。這些基本點決定兩者的關繫不可能有大的改變，因此，人們對聯合國的前景還不能抱太樂觀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