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4月11日英美聯軍攻陷巴格達，推翻薩達姆銅像為標志，伊拉克戰爭已經告一段落。但是，戰爭留給我們的反思是多方面的。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的王義桅博士談了如何看待聯合國的作用、大國關繫以及中東局勢。

記者：薩達姆政權雖是一個專制政府，但畢竟是合法政府，而美國聯合其他國家在公然違反國際法情況下發動一場戰爭，這顯然是缺乏依據的。但是這樣的事情的確發生了，而且看不出什麼阻止其發生的可能，這是為什麼？我們該怎樣去理解它？

王義桅(以下稱“王”)：首先，我不同意美國完全缺乏國際法依據的說法，否則布什政府就不會在國內獲得如此高的支持率(70%以上)，1441號決議等就是美國對伊動武的依據。隻是美國繞開聯合國，未獲直接授權。美國這樣做並非頭一遭，但是每次還是具備一定程度能為國際社會所接受的借口，像人道主義，反恐等等。如果缺乏明顯借口，即便是惟一的超級大國也不可能為所欲為。因而，盡管在美國的鷹派看來，敘利亞、朝鮮等存在與伊拉克類似的打擊理由，但是不會找到能夠為國際社會所接受的借口。

其次，國際法、國際道德本質上是強者的意志。國人對國際法的理解大多還停留在傳統主權觀(對內最高、對外獨立)、不干涉內政等原則上，與西方的理解包括反戰觀有差距。我們的理解也要與時俱進，我們生活在全球化時代，一國政府的國際合法性已提上議程，傳統國際法遲早要修改。

再次，伊拉克戰爭表明，國際法、聯合國不能保障小國的安全，這會刺激其他被美國列入“邪惡軸心”或“無賴國家”名單的國家想方設法尋求自衛能力，尤其是加速發展核武器，以威懾美國。這就給國際局勢造成危險的後果。

記者：戰前法國、德國、俄羅斯強烈反對美國的立場，但隨著戰爭接近尾聲，這三國的態度出現微妙的變化。薩達姆倒臺後，這三國將如何調整對美國的立場？

王：大國關繫經歷了“9•11”事件後最嚴峻的考驗，但“和而不同”的總體態勢不會變，這就是這些大國保持與美國有距離合作的原因。美國的力量優勢決定了其他大國遲早要與其和好，但由於與美國的利益、觀念分歧，這些國家要對美國的單邊主義進行一定程度的軟制衡，以追求和顯示自身大國地位和大國形像。這些國家認識到，反恐時期的美國並非常態，過於靠近、遷就美國，也會惹來恐怖襲擊的殺身之禍。

具體講，戰前這些國家是聯合國“石油換食品”計劃的主要得益者，與伊拉克有著大量的債務、石油開采合同等瓜葛(而美國一直打不開伊拉克的石油市場，這也是其對伊動武的原因之一)，阻止戰爭既合民意，又在提醒美國他們的利益關切；但是戰爭一旦打響，他們就隻能以減少人道主義災難為由，希望薩達姆早點倒臺，既對國內有所交代，也向美國示好，至於主張聯合國在戰後重建中的主導作用，完全是指望恢復既得利益，美國對此當然反感。

記者：戰後，美國會如何處理和阿拉伯國家的關繫？

王：美國今天很多做法是學習歷史上的大英帝國，比如分而治之策略。美國選擇伊拉克作為民主化改造中東地區的樣板，正是利用了中東國家的矛盾和伊拉克孤立無援的局面。在新伊拉克取代沙特將成為美國在中東地區的主要石油供給國這一目標實現後，美國在中東地區還有兩大任務，一是徹底鏟除恐怖主義的土壤，保障美國本土安全和以色列的安全，為此敘利亞、沙特、蘇丹甚至埃及以及真主黨、哈馬斯、“人陣”等極端組織，將會受到美國進一步打壓，當然打壓不見得就是訴諸武力；二是“軟”的一手，即所謂的“公共外交”，改變阿拉伯國家對美國的印像，包括接受伊拉克新政權等。預計美國會適時公布其新的中東和平計劃。

記者：很多國家擔心美國對待伊拉克的模式可能會在其他一些國家出現，比如朝鮮和敘利亞，您怎麼看？

王：美國對伊動武隻是殺雞給猴看，美國不是永不停歇的鬥士。盡管“9•11”後不久美國鷹派的確有先打阿富汗、然後是伊拉克、再打敘利亞等計劃，美國也確實在利用“9•11”帶來的千載難逢的機會去追求以前想要達到但缺乏借口的目標，如改造中東的計劃。但決定戰爭與和平的兩大因素是力量與道義。朝鮮不是伊拉克，其常規軍事力量(100萬門火炮對著南方)對美國在韓國的3.7萬名駐軍和韓國、日本構成直接威脅，兼之中國、俄羅斯等大國對美國也構成力量制衡，因而朝鮮不會成為下一個伊拉克；從道義上講，敘利亞、朝鮮並非像伊拉克那樣長期受聯合國制裁的國家，也並不孤立，美國難以獲得足夠的戰爭借口，更不用說聯合國授權等合法性基礎了。

記者：“9•11”事件和伊拉克戰爭對美國和國際關繫的影響有什麼相似和不同的地方？

王：前者是弱者對強者不擇手段也是無可奈何的反抗；後者是強者對弱者有所選擇也是別有用心的打擊。